广西梧州墙体广告   清代的地契长什么样？官职买卖是如何商定的？……这些旧人的生活百态，在一张张契约文书中，可见一斑。
　　去年年底，梧州学院西江研讨院特聘研讨员余天佑将一些珍藏多年、研讨价值丰厚的文书契约移交至梧州市档案馆。随着梧州市档案馆开放日活动的展开，这些新征集的文书契约“重见天日”，将旧时两广人家的民间故事娓娓道来，凸显纸上兴趣。
　　九品“芝麻官”的买卖
　　眼前的这张清代同治年间的“户部执照”曾经泛黄，而且受虫蛀呈现了一个个小洞，但是并不影响市档案馆研讨员的阅读与研讨。市档案馆副馆长拂晓说，这张执照实践就是百余年前买卖官衔的一个证物，对研讨清代科举、用人制度及历史沿革有着重要的意义。
　　这张“户部执照”为长方形纸张，暗黄色毛边纸上印刷有“户部执照、经奏准、捐纳”等字样，其中报捐者的姓名、报捐数目等均是用黑色毛笔填写上去的，印章、官衔等处颜色均为红色。
　　记者察看到，“执照”上的内容为竖版，从右至左为“经奏准 俊秀聂天福系广东省罗定州西宁县人 现年五十一岁 身中面紫而未须 遵减成报捐纳九品职衔 库平银六拾五两二钱陆分 所捐银两于同治六年（公元1868年）十二月十九日在广东捐局熙数收讫 ……”等字体，并盖有红色的长方形大印，落款为同治六十二月。
　　“这份距今100多年的‘户部执照’，实践上就是古代的买卖官衔凭证，叫捐纳也叫报捐，花钱买来某一级别官衔只是享用了这一种荣誉。古时 候，大户人家光宗耀祖而并非真正的官职。这种捐纳（买卖官衔）在秦代就有，由于清代晚期财政艰难，加上各种天灾、军需等大量的破费国库已无力承当，有明白 的律例规则能够靠捐纳和报捐来补偿经济，而律例规则，管干部的吏部官员不能捐买，管束育、科举考试的礼部官不能捐买，尚书、侍郎这一级不能捐买，其他均可 以捐买。”余天佑说。
　　余天佑收到这张“执照”后，还特地对买卖官衔的制度研讨了一番：“聂天福的‘仕途梦’很可能没有达成。”当时，战争加上自然灾难招致清朝政府财力非常慌张，而捐买的这种官其实就是先交钱排队，等有适宜位置了再布置，而另一种考证则是只要极少数人靠此走上官场。”
　　关于“执照”上有买官人姓名、体貌特征还有其曾祖父“遇一”、祖父“朝章”和父亲“圣德”的姓名，余天佑解释说，可能由于“全国的重名重姓太多，加写上三代人的姓名，避免有人借此冒充”。
　　“白契”与“红契”的土地分权
　　“按民国时的存档习气，地契常放在档案盒中一并保管，所以我们在整理、裱糊档案时，会不时发现到一些纸质的地契。普通来说，布质的契约还比拟少见。”拂晓边说边拿出一份曾经保管好的布质契约。
　　记者看到，固然这份布质契约距今已有100多年，但是仍然保管得较为完好，上面有着两个铁锈小孔。余天佑说：“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在梧州的一个古玩摊以三百元的价钱收回来的，当时上面别着扣针，所以留下了铁锈。”
　　契约详实地记载了清代光绪十四年（公元1888年）十二月二十日，桃园岗乡的卖房人李显扬因急用，经过“中人”张高，自愿将龙岗青草白地，以每井时值价银一两多成交卖于黄慎贤的事实经过。契约分明地写明了立约人、立约内容、立约时间、房屋边境、成交价钱等条款。
　　余天佑对照着这份清代契约，还饶有兴致地向记者引见他本人总结归结发现的、南方民间契约文书格式，“像‘签书饮食俱在价内’的提法，便是南刚才有的说法。”
　　这份契约的价值还在于，它记载了从清代光绪十四年持续至民国八年的土地分权变化。在原有的契约其后，还记称：民国八年（公元1919年）十 一月，因改水道，再买了原地周边数尺地。市档案馆的研讨员以为，这份房屋买卖契约，真实地再现了100多年前广东的民间民事和民风，记载了当时房产买卖的 程序和文书格式，也对研讨清代两广地域的社会经济很有协助。
　　还有比之年代更长远的一份契约正静静躺在市档案馆内，等候后人的研讨与解读。
　　这是一份雍正十二年（1734年）的红契。所谓红契，便是契约上有政府部门盖的印章。“这份档案，提醒了清末土地房产买卖的过程和官府管理 土地房产的做法，对研讨清末房地产买卖制度提供了翔实的史料根据，具有较高的学术研讨价值和历史价值。”余天佑说，这份契约最有意义的中央在于落款的官 印，“清代官印有这样的特性，在一方印中的右半边作汉文篆书，左半边作满文楷书。”
　　关于这些地契的历史价值，有学者在著作中提到，地权的分化和卖而不时，直接影响了地权的完好占有，并指出土地一切权的不完好性，也是农业商业化不能跨上更高台阶的主要缘由。
　　采访中，余天佑说到，各地文书契约的买卖价值正不时上涨，特别是各地高校征集、搜集文书契约的范围越来越广。他向对公众开放的梧州市档案馆移交契约实物，是希望能够丰厚馆藏材料，让更多的市民经过契约领会到纸上兴趣。